黑明、贾樟柯北影对谈“影像·人·理想”

    另外一幅作品是北京钢琴厂的工人，付泽光生活特别艰难，因为他生病之后，他媳妇也辞职了。这个照片拍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把他拍得像医院，在他家里，放一些药瓶、水瓶，然后拍了这张照片，给人感觉特别像在医院。有一次有一本新书在图书大厦做宣传，付泽光来了，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上次报告之后，很多人帮忙，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张照片其实还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这个女的曾经是玉渊潭中学的业余体校的一个，她叫王春英，他插队的地方是壶口瀑布那个地方。她是游泳爱好者，她去黄河游泳，有一次差点淹死，一个船工把她救了，然后王春英节经常去给这个男的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但是现在这个场景看，他们条件并不差，我们看窑洞里怎么会有冰箱呢，他说前两天去镇上抓彩票抓着的，也卖不了，最后就当柜子了。

    这两个人都是南池子小学，小学一年级就是同学，一起上小学，一起上高中，这男的是雕塑系毕业的，这女的是油画系毕业的。这个男的作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他的作品，那时候要建纪念堂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征稿，他当时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他把他的作品邮寄到北京之后入选了，所以最后他的作品列在天安门广场，他一直为这个事很骄傲，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有他的雕塑作品。这个女的也是油画圈很有影响的一个人。

    这个是我在一个村庄里拍的一组照片，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用我的相机表现中国农村的变化，真正的中国农村我们在座的人肯定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农村是什么状况。这个村子就是在西北的一个小山村，我在这个村子里第一次是1996年，我现在还经常去，这个村子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我在去这之前去过很多地方，但是都因为语言问题没有进行下去，最后选择了陕西来拍这个照片。这个村子是1903年从毛乌素沙漠来了一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山里发现有大面的空地没有人种，所以他在这挖了第一口窑洞在这开荒种地。

    这是村民委员会的主任，俗称村长，他就是一个初中生，他媳妇儿让他离开村子到城里去打工，但是他特别希望能带领村子里的人致富，所以他一直留在这个村子里，现在还是村长。

    这个照片是我这本书对63个家庭介绍的第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有一个切入点，这张照片是从爱情开始讲，为什么从这张照片开始，这张照片，这个老人是这个村子出生的第一个人，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山沟，然后挖了一口窑洞，然后创建了这个村子，所以他是这个村子当年出生的第一个婴儿。

    我在这个村子很多年，所以说这个村子里有什么事情，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叫刘胜利，我记得第一次去这个村子采访的时候，村子里拍了两个民兵跟着我说我是特务，这个刘胜利一直跟着我，给我背着包。当时他家里两个小孩都感冒了，我就给了他两盒药，他特别感动。我在那一个星期所有人都怀疑我是坏人，只有他不怀疑。然后就跟着我在村子里跑了一个星期。等到我走的时候，他要送我一个东西，他的身份证，他说你把这个拿着，我当时说你将来有用，身份证怎么能送给我，他意思就是这上面有照片，你拿着可以做一个纪念，最后我只好拿着，不能让他那么失望，人家给个身份证你都不要。就装到我的摄影包就背回来了，过了五六年也没给我要过。后来我去，他就管我要身份证，他说现在县里重新分户口，现在家里五口都是黑户，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身份证的重要性，后来我回到北京之后赶紧把身份证给他寄去。这是他父亲去世，他给我打电话，他问我要不要来拍照片，因为他们认为我什么都拍。后来他跑到城里专门给我打电话，最后我去拍了这个照片。后来刘胜利买了一个手机，后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试一下能不能给你打电话，后来半夜又打过来，他说我看看村里能不能打到北京。村里打不到北京，他就跑到山头上打。

    我在拍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和知青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青的照片都拍得非常安静。我觉得我们的摄影，每一部都应该是不同的，每一个都是瞬间的，都是在他们劳作的过程当中，我不希望他们和知青一样坐在那里，每一个选题我还是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去拍摄。

    这个照片我讲的是年轻人进城打工，这个小伙子进城学了汽车本，他学了之后就去城里边给别人打工开车。通过这张照片，鼓励农村青年出去打工。

    下一张，这个照片讲的是当年的一个抓彩票，当年全国各地流行抓彩票，他们好不容易攒了两百块钱，回来时把两百块钱都抓完了，最后抓的是肥皂盒，年也没过好。

    这个女孩是村子里特别有理想的一个女孩，这个男孩也是，他们俩一直想到城里去，这个女想当女演员，这个男孩想当一个司机。当我把他们的故事在中国青年报写出来之后，浙江的一个企业就给他们写来了信，要圆他们的梦，男孩念书他们给解决入学问题，来回车费也给报销。然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黑明，敢不敢去，我说可以去。后来他们还是没有去，他说村子里也没有电话，说不敢去，万一是骗子，把我们一家三口人都卖了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对社会不放心，在农村对社会不放心，况且在城里对社会更加不放心。这样一个边缘的村庄对社会都是这么的不信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最后这两个人都没有走。

    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每张照片我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虽然说在窑洞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从影像、构图能够有一些新意，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不希望人那么呆板。

    这个照片是我当时给他们拍身份证，有一年我去，正好赶上他们拍身份证，如果我不拍，他们每个人就要花6块钱拍，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拍照片是不要钱，所以说要我给他们拍身份证的照片。拍完之后，洗好回到北京给他们寄回去，就能省他们一点钱。

    这个人是他们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他是村子里唯一上过高中的人，这个人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去时间不长他就当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对我也特别关照，比如说我住三个代表活动室住了十来年，他从来不说你别住了，或者说什么，从来不说，我一直住在那里，对我也特别好，这个书是2004年拍的，为什么叫《一百年的新窑子》，就是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村子是一百周年。

    在我看来摄影不仅是一种艺术，也离不开技术创作，如果不同的选题使用不同的摄影语言，使用不同的摄影器材，也是很重要的创作环节。我觉得适应确实是这样，我在拍摄的时候，每一幅作品我都希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最早在拍西藏的时候也是用135的相机，当出版社给我编了画册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要的西藏，所以我放弃了那个画册，我重新去了西藏，用宽幅的相机去重新拍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照片和过去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摄影就像我刚才在那段文字里说的，不仅是艺术的一种创作，我觉得技术上也可以让这种摄影有所变化。

    另外一个，我觉得纪实摄影不仅要重视影像，也要重视文字，只有影像和文字结合，才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完全的艺术或者完全的影像作品特别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配上文字，肯定可以让更多人理解我们的声音。

    我在少林寺的园子里搭了一个摄影棚，用脚手架搭的，用白色的布蒙在上面。白色布上面一个口进太阳光，用这个自然光完成这组照片。等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没有太阳了，我们也就收工了。在少林寺一共拍了两组照片，还有一组是拍他们的生活，讲述他们为什么要出家，讲述佛教背后的一些故事。